季卫东：行政指标让高校急功近利

“过去30年中国教育发展非常快，行政部门的贡献、功绩完全不可否定，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用行政指标、贴标签的方式拉动发展，各个高校迎合行政部门的管理指标，导致了高校的急功近利趋势和面子工程问题。”2016年12月17日，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三届年会暨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建设高峰论坛上提出了上述观点。　　“要增强创新能力，提高教育水准，仅仅靠投入是不够的。”季卫东指出，政府方面当然很重视教育，两三年前教育支出在GDP上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现在还有进一步的增强的趋势。“但是，如果按照行政的思维方式来决定钱怎么花，我们会发现，投入得多未必能使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提高，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体制改革变得非常重要。”　　季卫东认为，简单地说，教育体制的改革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推进教育法治，改变行政本位，进一步加强学校的自治化、市场化，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我们谈教育法治，教育立法必须与教育体制改革相适应、相衔接。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明确、合理的符合教育规律的顶层设计。”　　第二，大学治理结构上，坚持法治原则，依法治校，其中最核心的是承认办学自主权，学校在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有自主权。“没有自主权不可能多样化，不多样化怎么提供创新的条件。”在学校内部治理上，尊重大学章程，在校内共识基础上建章立制，明确大学的独立法人资格，使得高校能够真正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我承担法律责任，并通过产学研合作，实现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于教育没有责任，公共预算、社会捐赠等制度是需要注重的另一个方面。　　第三，在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上，要由统一化模式走向差异化模式，重视各个学校办学特色，重视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方法，才有可能出现多元、宽松的教育环境，才有可能出现创新。　　对于媒体上经常出现的“钱学森之问”这样一个说法，季卫东表示：“大家反复问，其实都是明知故问。”他认为，如果要真正实现创新，一定要保障学术自由，保护批判性思维，因为任何创新都是突破过去框架当中形成的。“我们现在碰到的高校中的最大问题，就是把学术研究和宣传混为一谈，这样危害极大。”　　季卫东指出，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教育立国的时代。“创新对于中国未来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要获得话语权，就要在理论上、技术上进行创新，这个创新的平台聚点就是大学、学校，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