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特朗普的敌人？

世界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我们知道，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政策，至少有四个人对白宫主人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亡于中国：美国是如何丧失制造业根基的》一书作者、总统贸易事务顾问彼特·纳瓦罗、声称美中两国正处于“经济战之中”的白宫前首席战略幕僚史蒂夫·班农、《华尔街日报》前常驻中国记者、现任总统东亚事务特别助理的马修·波廷格，以及曾著有引起巨大争议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的地缘战略专家让·J。米尔斯海默，一名著名的“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 在米尔斯海默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一书中文版的前言里，米尔斯海默写下了这样一句颇值得玩味的话：“……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未虑及中国，但是我们的分析对未来的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却具有重要意义。”“担心美中注定要成为对手的读者应该希望，以色列游说集团继续成功地捍卫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因为这一政策有利于中国。” 据我观察，很少有中国学者对这个断言进行过研究和评论。为什么以色列游说集团能够使美国保持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会有利于中国呢？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美国因以色列的关系而深陷中东的话，就无暇顾及东方的中国。真的吗？还是另有一些属于“政治不正确”的判断，这位已经多次被攻击为“反犹”的学者未能坦言？ 正好在这本书出版十年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而由于特朗普的当选、上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折，这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研究界的共识。 世界主要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昔日的盟国似乎正在变成“对手”，而昔日的敌人，却在试图握手交谈……意识形态对立正在削弱、国家利益冲突正在上升；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世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悲观的预测，甚至开始出现“大萧条”等字眼……“不确定性”似乎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世界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这个转折的起点，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掀起了一场以“民粹主义”为特征的“反全球化”浪潮；这一浪潮最近进入了加速期：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特朗普一手挑起的一场“贸易战”：并非仅仅针对中国的贸易战，而是针对欧洲、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等几乎全世界的全方位贸易战。 这是当前中国面对的一个全新的国际格局。正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国正在推行改革与开放政策之际，中国也曾面对一个在当时属于全新的国际格局。当时美国与今天一样，选出演员出身的里根总统，执行了一系列以保守主义为特征的强硬政策，对内推出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对外针对苏联推出了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而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也出现了一位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开始推行一系列以“亲西方”为特征的“缓和”政策；对内全面展开所谓“改革和公开性”的重大变局、对外则力主苏联要与美国以及西方全面缓和。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一方面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开始在经济上迅速扩大与美国的交往，而另一方面则改善和恢复了与苏联这个北方巨人的关系，从而为中国的经济爆发性增长创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国际环境，赢得了几十年宝贵的发展时间，为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奠定了基础。 历史往往会出现类似的重复。今天的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非洲、中东等地区，几乎都面临着经济政策上的选择。而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上台，使全世界都被逼着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处理与美国的经贸关系？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将中国视为“敌人”，和视为“最主要的敌人”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两个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不言而喻：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他当然代表着美国；而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与一个新崛起的国家之间是否存在着“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章论述。最近美国《外交》杂志对34位“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咨询，认同和反对“中美国家利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兼容”的美国专家恰好对半。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从美国国家角度出发，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显然，作为美国国家领袖，特朗普也肯定会将中国视为“敌人”。这是无疑的。但问题在于，特朗普眼中还有哪些国家被视为是美国的“敌人”？中国在其中占一个多大的比重？作为一个商人政治家，他是否将中国视为他个人的“最主要的敌人”？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的那样，任何事务，当我们把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情况重新审势一下的话，是非常有益的。 作为总统，特朗普既是美国整体利益的代表，但他也是“共和党总统”，因此特朗普当然也是美国部分集团利益的一个代言人；他和他所代表的集团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并不一定是完全重合的。这是西方民主体制本身的特性所导致的一种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总统采取的政策应该既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必须符合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利益。然而问题是，两者有时并不是完全重合的。而今天，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恰恰就是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找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出，特朗普是否将中国视为他的“最主要的敌人”。 特朗普在发动“世界贸易大战”时的目标是非常简单的：凡与美国存在着贸易顺差的国家，无论是盟国还是其他关系的国家，都是美国的贸易战对象。以贸易划线，与冷战时期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在批评美国和西方不应用冷战思维来对付中国时，我们其实也不应以冷战思维来研判对手。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存在着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而其他领域的对立，其重要性可能早已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比如宗教的对立、族群的对立、跨国公司利益之间的对立……甚至包括生活方式的对立等等。要知道，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仅仅七十年而已。而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对立，早在1840年时就已经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地形成了。苏联解体以后，早已在意识形态上成为西方的同路人。但西方与俄罗斯的对立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实。 同样，在西方内部，我们也不应仅仅从意识形态出发，就将西方视为铁板一块。当然，如果我们用简单的意识形态划线，确实可以笼统地说，西方是一个整体；每一个西方国家都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环。所以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之间，存在着一种“同盟关系”。而我们则是一个与整个西方意识形态都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社会主义前面冠有“中国特色”几个字，但我们依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整个西方都会以中国为敌。 如果今天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意识形态分野压倒其他一切利益的世界，那么这种分析从整体上显然成立的。然而问题在于，今天的世界早已变得非常复杂。除了意识形态以外，世界上各个国家在经济、贸易、金融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在宗教领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在资源、领土、市场、劳动力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重大分歧……可以说，今天的世界早已变成一个利益和矛盾都具有多重性、交错性和易变性的世界。各个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超越国界的利益链。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已经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 甚至就仅从西方内部——主要是指欧美等发达国家——来看，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实力雄厚、跨越国界，从某种意义上操纵着很多国家的内政外交；他们对中国的态度、立场和利益关系也是不同的，存在着相当大的分野。仅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眼中的中国，与他的政治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眼中的中国，是否完全一致？从我们国内对“希拉里·克林顿与特朗普谁上台对中国更有利”的争论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学术界是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两位总统候选人在中国问题上既有共同点，但也绝对存在着截然不同之处。因为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在我们可以确认西方一定会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敌人”的一种委婉说法——的前提下，我们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来看一看西方内部是否存在着其他更为重要的利益分歧，以至于会使特朗普将某些力量、利益集团或国家视为比中国更重要、更危险的“最主要的敌人”。毕竟，世界上发生过的两次全球性大战，都不是缘于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国家利益带来的冲突；且都是在西方内部自己打起来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特朗普本人之言行、政策和战略方针进行深入的分析。 全球化才是罪魁祸首？ 如果我们不深入细究特朗普的思维和他的推特、他的演讲、他的答记者问、他的私下言论，以及他不断在采取的种种政策、措施，签署的各种法案、条例……我们是无法认清特朗普究竟在想什么的。从目前看，国际学术界和外交界有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偷懒”做法，就是在我们找不到特朗普思维逻辑的时候，便简单地说“特朗普多变、善变、易变”；然后一言以蔽之道：无法预测一个“多变、善变、易变”的总统。 但事实并非如此。比起美国很多其他各届总统，特朗普实际上是大致言行一致的商人。从他说的，到他做的，其实他都已经有言在先。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来听、来理解、来解读。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特朗普是怎么来“论及”他的“敌人”的。 在“双普会”，加强制裁伊朗（伊朗什叶派联合伊拉克、叙利亚以及黎巴嫩，已经成为该地区对以色列的最大威胁），以避免遭到美国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反对。 第六步是发动针对全世界的贸易战。所有的人都看到、都不明白为什么特朗普在针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时，也对其他盟国包括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国发动规模不同、但性质类似的贸易战。与中国贸易战规模最大是合乎逻辑的：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但为什么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同时，也与欧盟进行贸易战呢？再愚蠢的人也应该明白，要想战胜强大的中国，必须与其他盟国联手呀！有人可能会提出，欧美不是达成“零关税协议”了吗？问题是，特朗普并没有因此而不再对欧洲的钢、铝继续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欧美贸易战并没有休战。 从特朗普采取的主要政策可以看出，特朗普攻击对象主要针对的就是“全球化”。因此，全球化才是特朗普的主要敌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如果说，金融资本为代表的跨国财团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的话，中国由于其勤奋、忍耐和聪明，可能是全球化的第二大受益者）之一，因而也成为特朗普的攻击对象。特朗普之所以将“中国制造2025”列为他的打击目标之一，也是为了维护美国产业资本的利益。特朗普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美国产业资本的高端竞争者。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所代表的产业资本集团的利益，与美国国家整体利益是高度吻合的。但在其他方面，特朗普所代表的产业资本与力主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之间，则绝对存在着重大分歧。比如特朗普反对用美国的金钱在全世界推进“民主和自由”就是一个例子。对于金融资本来说，在全球推进民主有利于全球化；而对于特朗普来说，此举绝对会对美国产业资本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因为对于产业资本来说，一个稳定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想象一下，如果中国发生剧烈动荡、发生颜色革命的话，还会花上2000亿美元去购买美国的芯片？所以特朗普的目标不是让中国崩溃，而是让中国不会做自己的芯片而必须购买美国的芯片；而中国无论动荡和稳定，对于金融资本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金融资本进入中国、控制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如果崩溃、人民币便会失去挑战美元的任何机会，对于跨国的金融资本而言，是更理想的前景……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提及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对台湾、对南海等中美潜在冲突焦点的关注和挑衅，以此来证明中国就是特朗普的最主要的敌人。我们确实应该时刻警惕特朗普对台湾等问题的挑衅。但我们也必须了解，美国的体制造成权力的多元，使各种声音都会出现。台湾、南海等问题更像是特朗普手中的牌，而非目的。从上述分析看，我们似乎不必自己将自己送上标靶，自己把自己当成特朗普的“主要敌人”。我们应该做的是，研究美国和西方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研究特朗普反对全球化的方针和政策，从中找出我们的应对策略。 我们知道，特朗普是打着反对金融财团、反对媒体集团、反对“华盛顿权势集团”的口号而得到底层劳动阶级和遭到全球化致命打击的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而当选上台的。他的武器是推特，而推特正是突破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封锁的利器。美国的选举体制一向是通过金钱和媒体来影响选民。特朗普恰恰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有大量的金钱，足以支撑他的竞选；同时他又成功地找到了突破传统媒体的方式，才得以在重重包围中脱颖而出。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米尔斯海默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批评、特别是建议要削弱这一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看来不仅起了作用，而且很有可能已经成为现实。特朗普现象是美国近百年来首次出现的一场“体制内的革命”，正在猛烈地冲着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在西方和美国内部引发产业资本与金融跨国资本两大力量的激烈内斗。其表现就是欧美极右翼政治力量开始大幅上升。这股力量在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家已经开始进入执政阶层。欧洲各国内部都出现支持特朗普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力量，产业资本正在形成某种跨国政治联盟，对跨国的金融资本所推行的全球化政策进行着激烈的反抗。不久前造访欧洲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特朗普的前幕僚史蒂夫·班农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左翼和右翼的政党、媒体和思想，但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了。左和右是一种用来使人们相互对立的工具。真正的斗争是赤贫者对富人的斗争。民众对政权的斗争。民族主义者反对全球化支持者……” 特朗普是这场全球性的产业资本对金融资本进行反抗的政治总代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特朗普会发动一场反对全世界的贸易战：其实质是反对全球化。 如果特朗普最主要的敌人是“全球化”，是全球化目前的代表“欧盟”，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来源：郑若麟/新民周刊 .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