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易宪容：中国能够隔离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吗？

8月13日或星期一，上个星期五发生自2003年上任以来，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从而使得土耳其经济在短期内出现了快速增长。短短的6年时间里土耳其的GDP增加2.2倍至8,650亿美元，之后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成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模范。直到今年上半年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快速增长强势下。今年第二季土耳其的GDP增长达7.22%，比中国及印度都更表现得出色。不过，土耳其经济如此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借债于全球货币政策宽松，融资成本低，大量地发放以美元计价的债券所至。一个国家经济大量依赖外债及政府的财政政策所驱动，当然有助于推动国内消费，刺激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会让政府支出大于收入，以及国家出现财政赤字及经常帐逆差，也容易引发通货膨胀（今年上半年土耳其通货膨胀高达16%）。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的实体经济自然会出现全面恶化。 面对土耳其实体经济恶化，再加上今年以来美元开始强势，土耳其再次加入欧盟落空，国内政治形势动荡及土耳其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干预其央行的决策，使得土耳其央行货币政策及政府经济政策都不能符合市场所预期，投资者对土耳其市场的信心逐渐在丧失，大量资金开始从土耳其撤出。由于土耳其的外债多达4,667亿美元，占GDP的55%，但土耳其的外汇外储备约1,309亿美元。当土耳其里拉急跌令还债成本大增，投资者担心土耳其政府无力偿还外国债务，于是纷纷抛售里拉，导致土耳其里拉暴跌。到8月10里拉暴跌高达40%以上，同样成了全球市场最为弱势的货币。可以说，由于土耳其经济脆弱性，短期内无论政府采取何种政策，比如通过利率大幅度上升让货币政策全面收紧，还是实行严重的汇率管制，要让土耳其经济走出当前困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大刀阔斧及长期治理。也就是说，土耳其货币危机实际上就是其经济体脆弱性所导致的结果。 就此，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及启发。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国内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要赢得这场中美贸易摩擦，就应该加快中国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切断与国内货币供应体系的关系，防止风险向金融领域传染。这个思路当然是很理想，但是要在短期内达其目标并非容易的事件。特别是当中国金融体制面临较大的脆弱性，要实现其理想更是不容易。 因为，由于几年来中国也采取了中国式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早就无以复加。所以，十九大报告把防范系统性风险发生放在未来几年最为主要的三大任务之一。但是，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为了对应这种挑战，该项工作的重心开始在转向，货币政策的中国式量化宽松又是进行时。如果这样自然会偏离及推迟对当前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全面治理，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随时都容易引发。 还有，在经济全球化及金融一体化的现代，中国要隔离外部世界对金融市场传导也非易事。比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早就由6.24贬值到现在(8月14日)6.89了，贬值幅度达到10%以上了。而人民币的快速贬值，看上去是可以抵销提高关税对中国出口产品成本上升的影响。但是，这也肯定会引发国内资金外逃及离岸市场抛售人民币。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政府会认为现在有经验可以控制资金外逃，但实际上并非易事。而人民币的过度贬值肯定会增加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目前中美摩擦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最为主要表现是股市。从今年1月底以来，上海及香港恒生指数一直在下跌，到8月10日止，两市分别下跌了22.1%和15.3%，跌幅冠绝全球主要市场，中国股市已经进入熊市。而印度股市今年上涨了11%，美国指数还在创新高。所以美国总统会吹牛，就中国与香港股市的表现来看，美国以在这场贸易战中已经赢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股市下跌并非仅是指数下跌多少的问题，而是进入熊市的股市信心如何能够恢复的问题。如果投资者对中国股市没有信心，那么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更是会强化。从土耳其货币危机中就已经看到了端倪，要隔离国际市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健全中国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