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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商鞅与邓小平 我们才能知道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应该怎么投资

时间:2019-03-29 | 栏目:评论 | 点击:

许小年先生的文章认为,中国历代变法,只有商鞅和邓小平成功了。 这话大致不错。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典型的改革成功案例,一是秦朝的封建制改革,二是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 这两个改革把如两把刀,把中国历史切分成三段:一是战国之前的贵族井田阶段,二是从秦到清和封建阶段,封建经济、意识形态从成型、发展到溃败的阶段,三是从1978年以后的市场化阶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阶段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从轻商到重要的阶段,我们现在仍处于市场化改革这一阶段的深化过程中。在此,我没有把氏族社会计算在内。 商鞅的土地改革如此重要,奠定了中国数千年的土地制度基础,开阡陌,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这一土地制度到1949年之后才被全面废除。我们可以批判商鞅愚民、残酷,但没有商鞅就没有后世2000多年的制度。有意思的是,1978年的市场化改革也以土地改革开始,联田承包责任制跟商鞅改革有相似之处。 相隔2300多年的两场改革,土地都是重要抓手,之所以还有本质不同,关键在于商鞅改革轻商抑制人的能力,把人当作产粮、打仗的机器。而从小岗村开始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和平年代,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 并不奇怪,由于1978年改革取得极大的成功,2006年1月1日就取消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原因不能理解,社会架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治基础不再是农民,政府其他税收足以弥补农业税的不足。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王安石、张居正的变法不可能取得成功,时代不允许,他们都是封建社会中的难得的能吏,却不可能脱离时代存在。虽然宋朝是中国难得的商业繁盛的时代,但经济基础仍在农村,强敌环伺,缺乏商业文明条件。王安石的改革完全依赖于官员的能力与道德洁癖,否则任何一项朝廷介入经济的改革,都会异化为官员贪腐的借口。这也是王安石在地方上变法能够收效,而推广到全国却成为一场灾难的根本原因,没有制度能够保障所有官员都是王安石这样有道德洁癖的人。 张居正改革同样如此,明朝中后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链条中的重要一环,长三角成为重要的丝绸棉布出口地,但税收架构、政府架构,决定了明朝仍然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明朝初年开始就海禁,政府从来没有把商业当作经济的重要部分。张居正的土地改革不可能改变经济基础,更无法扭转爱打官员屁股的明朝文化,土地、贪腐等一系列问题从未消失。张居正一死,所有改革举措打了水漂,这比王安石好一点,王安石在世改革已被废止。 从秦到清,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中国不可能出现类似于1978年的改革。晚清重商重科技,但战争与贫困,使得最终东亚最大的城市也淹没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商业被摧毁。 说得残酷一点,中国封建时代的盛世都出现在朝代更替、大规模的杀戮之后,这些盛世本质上是相同的,靠战争消灭了大部分人口,解决土地兼并难题,朝代之初轻徭薄赋、腐败相对不严重,以人口增长、小农温饱为特征的盛世诞生的概率就比较高。 现在,中国处于什么样的改革时期? 从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近两年中国进入了法治市场阶段,市场化必须向另一个方向转变。 我们不得不转,消耗殆尽,自然人文环境恶化,投资回报率下降到临界点。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2012年中国已经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该数据从1993年的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在2000~2008年还曾稳定在8%~10%,但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回报率水平大幅下降。而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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