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 评论 >

告别“金牌至上”

时间:2019-03-29 | 栏目:评论 | 点击:

里约热内卢奥运会赛事正酣。当只获得铜牌的傅园慧因自称用了“洪荒之力”而被纷纷点赞,当被寄予厚望的宁泽涛并未因成绩不佳而在镜头前致歉,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竞赛和金牌的理解和表达已经大不同于前人。公众亦乐于接受这种变化。过去那套片面强调“螺丝钉”角色的说教和赋予体育过多功能的说法,越来越不合时宜。体育界“金牌至上”的基础正在消解。  “金牌至上”,亦即依靠举国体制的支撑,一切向金牌看齐,不惜为了金牌牺牲部分群体或个体的利益。它沿用的是计划体制下的动员与分配模式,受行政意志主宰,常常忽视体育规律。一枚小小的金牌承载了过于沉重的负荷。1984年,跳高名将朱建华因未拿到奥运金牌,家中被砸玻璃、扔垃圾,家人遭辱骂;1988年,“体操王子”李宁遭遇“汉城劫”,归国后除了各界冷落,甚至收到邮寄的刀片,奉劝他“割脉自杀”。“中国奥运第一金”获得者许海峰一语道破,“拿金牌是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  时过境迁,“金牌至上”的公众基础先于“金牌至上”的生产机制消失了。不是公众不再看重金牌,而是金牌之于公众的内涵和意义已然改变。摒弃“金牌至上”,不是轻视甚至放弃竞技,而是让体育回归本位。本届奥运会发生的一切昭示,时代确已变化。运动员不再是全民榜样和民族力量的符号。郎平仍是里约奥运中国女排的“主心骨”,依然会赢得阵阵表达敬意的掌声,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对各国优秀选手的尖叫喝彩。悄无声息,奥运英雄们实现了从政治样板到青春偶像的蜕变,似乎他们也更享受这一新身份。  决策层显然注意到了这一体育新格局,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适应新潮流。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微观事务管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同样朝此方向迈进。《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则提出“基本形成现代体育治理体系”。  然而,任何改革都是对现存体制的一次“换血”,要触动灵魂,更要触碰“奶酪”,自然也会碰到钉子,体育也不例外。体育改革呼喊已有多年,却没有实质性进展。世纪之交便列入国务院机构改革任务的体育行政改革受阻,“管办不分、政事一体、政会一家、体育社会组织空壳化、体育政府直接参与市场运行、体育资源的政府垄断”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甚至还得到顽强的辩护。  无法跟上改革步伐,必将面对来自各方的不断挑战,冲突与矛盾已经彰显并持续升级。比如,足协、篮协作为管理单位,越来越成为众多争议的焦点,盖因这本身便是典型的错位。知名球员因代言引发的纷争越来越多,核心仍在于现有体系未能理顺运动员与各项目单位的利益关系。而更早为了争一个奥运名额,各省明争暗斗,公平的体育堕落为奔走权门的争宠献媚。2015年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在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中自我剖析,“金牌至上”的政绩观导致的种种问题表现在赛场上,但根源在人,在于少数领导干部,并称“面对金牌带来的政治荣誉、经济利益,少数领导干部出现了完全错误的政绩观”。  更重要的是,举国体制下的“金牌至上”,极易沦为个人或者单位攫取自身利益的挡箭牌。财务不透明,外界很难看到,更不必说监督以金牌的名义砸下的公帑到底是如何使用的。尤其是在管办不分的体制下,商业化不断推进,口含天宪的管理机构,岂能禁得住从中自肥的冲动?反腐风暴中落马的多位体育高官已给出答案。  “金牌至上”是时候谢幕了。首要之责,还是应该尊重体育规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务院确定的精神,启动体育改革。倘若管理部门以金牌或奥运为幌子,一味恋栈护权,就只能成为体育发展的绊脚石。  随着改革的落实和时代的发展,体育服务部门要彻底转变职能。今后,要为职业化创造条件而非任意干涉,注重保障俱乐部和运动员权益,以商业化为推动力带动体育产业发展,破除行业壁垒、扫清政策障碍,是培育体育市场不容回避的课题。在放弃“金牌至上”的基础上,要大力提供市场需要的服务,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竞技体育对大众体育的指引,夯实大众体育基础,不断推动中国体育由大国迈向强国。  国外体育经验可作镜鉴。作为当今世界公认的头号体育强国,美国并没有一个垂直的全面负责体育协调工作的政府机构,而是依靠约300多个全国性非政府体育组织。日韩发展路径、文化传统与中国类似,无论是体育社团作用,还是管理科学化以及大众体育的引导,足资中国同行学习,其处于与中国当今发展水平时的经验尤为可贵。  在里约赛场上,中国健儿仍在拼搏,很可能还会产生生动事例,触动体育界内外对改革的思考。倘若本届奥运会真能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催化剂”,它必将以超越金牌的风采载入史册。改革后的中国体育卸去的只是枷锁,赢得的将是体育的本真。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相关文章